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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什么地区?樊祖荫先生开展羌族民歌特点研究

摘要:樊祖荫先生是我国系统研究多声部民歌、取得丰厚成果的学界泰斗。樊祖荫先生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多声部民歌研究过程中,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其中,关于四川阿坝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带有一定戏剧性,堪称传奇,对学界后辈具有诸多启发意义。


祖荫先生是我国系统研究多声部民歌、取得丰厚成果的学界泰斗。他在长期坚持不懈的多声部民歌研究过程中,有过许多重要的发现,其中关于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带有一定戏剧性,堪称传奇,对学界后辈具有诸多启发意义。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是偶然之中的必然,既是对樊祖荫先生多年孜孜以求、苦心搜寻的回报,也是樊祖荫先生深厚的中国民族迁徙史、多声部民歌知识积累带来的必然结果,同时也是对音乐文化事象认识上局内人、局外人视角相互补充、相互匡正的难得例证。


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什么地区?


羌族是我国最古老的民族之一。最早是河煌地区的牧羊民族,以后向东向南迁徙,是华夏族的主要族源之一,也是古代蜀族和今天藏族、彝族的主要族源。它们大部分融合到汉族和其它少数民族之中,只有在四川的岷山地区保留了全国唯—一块羌族聚居区,这包括阿坝州的茂县、汶川、理县、黑水、松潘,以及绵阳市的北川县。其中以茂县羌族集中聚居最多,占全部羌族人口总数的60%。

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什么地区?樊祖荫先生开展羌族民歌特点研究

羌族多声部民歌发现过程


笔者现场聆听樊祖荫老师讲课,听到过樊老师亲口讲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深有感触。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比较曲折,具有一定戏剧性,可以说是樊祖荫老师在多年苦苦追寻之后的偶然发现,是偶然之中的必然,必然之中的偶然。正如俗话所说: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


在樊祖荫先生公开发表的学术成果中,最早记载这段逸事的是1992年第1期《中国音乐学》发表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一文:“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具有一定偶然性:音乐界人士尽管对羌族音乐作过多次调查,但过去未曾到过存在有多声部民歌的松播羌寨;当地文化干部收集民歌时,虽然对其中几首歌曲录了音,但未予以重视。1985年夏,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师生赴四川阿坝藏族自治州采风,在参加民歌集成的记谱工作时,偶然在录音带中听到几首羌族多声部民歌,这才开始被外界所知晓而逐渐重视起来。”


此次表述只是顺带提及,没有充分展开。第二次在论文中提到这件事是在1996年的一篇论文,在谈到“应做更深入的实地调查工作”时,樊祖荫老师指出:“当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部分师生于1984年夏去四川阿坝地区生活、采风时,我特地请他们留意是否在羌族中还存在着多声部民歌这种形式。他们在帮助阿坝州民歌集成编辑部记录、整理从基层送上来的民歌录音带时,一位熟悉多声部民歌的广西壮族进修生,在一盘录音带未尾偶然听到了两首多声部民歌,他随即记了谱并报告了编辑部,这才引起有关部门的重视,组织人力进行补查。随后我赶赴松潘县找到这两首歌曲的录音者,请他陪同我采访。”


这一次对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做了稍微详细一点的记述,但仍有许多细节没有提及。2013年和2015年,樊祖荫先生分别在论文和会议报告中较为详细地讲到这件事,在四川松潘民间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一事的来龙去脉这才得以较为清晰地呈现:“这里我要特别提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过程:当我于1980年代对云南、四川的许多民族进行调查之后,发现藏缅语诸民族大多存在有多声部民歌,但在羌族中却久久未能寻得……后来我查阅了《羌族史》,据它的记述,阿坝州中的松潘县是羌族从西北地区向西南地区迁徙的第一站,现在居住在松潘山区的羌族同胞,即是当时留下来的羌族的后裔……所以准备到松潘去做进一步的调查。其时,刚巧中国音乐学院作曲系接到邀请,要赴四川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帮助当地做整理民歌集成的工作,因我有事不能同行,就请作曲系同学帮我特别留意此事。等他们回来时,一位广西壮族的进修生黄文东同学交给我一盘磁带,并说:‘这是从松潘县交上来的送审带复制过来的,磁带的最后有两首没被洗干净的民歌,像是合唱歌曲,您听听是不是您想要的?我一听喜出望外,果然正是多声部民歌。”


就这样,羌族多声部民歌被“偶然”发现了,一个琳琅满目的民间多声部合唱宝库自此被外界所知,影响日益扩大,逐步享誉中外。


就在樊祖荫老师从磁带中残留的录音确认羌族有多声部民歌的第二天,他就按捺不住激动的心情,立即启程,赶往四川阿坝去了。到了松潘县,找到录音的收集人,问他没有上交录音的原因,了解到是因为“歌手们唱得太不整齐”而决定洗掉磁带中的录音、没有上交这个令人哭笑不得的原因,告诉对方,这种“唱不齐”的歌,正是自己苦苦寻觅多年的羌族多声部民歌。然后在录音采集者(原任文化馆馆长、时任旅游局局长)的带领下,历尽千辛万苦,到了位于高山深处的大耳边村进行实地考察。


樊祖荫老师的到来,受到当地群众非常热烈的欢迎。樊老师傍晚抵达高山深处一个山头的大耳边村,晚饭时分,屋里屋外到处都挤满了人,他们听说来了北京的音乐家,专程赶来听他们唱歌,非常兴奋,满怀热情地从多个山头的村寨赶来,唱了整整一夜,没有尽兴,第二天还又接着演唱。


樊祖荫老师在这次考察中还了解到,松潘的羌族歌唱习惯与其他地方很不一样,当地民众“所唱之歌全是不同形式的合唱与重唱,而没有独唱的习惯。这与他们从古至今沿袭下来的群体的生产、生活方式相一致:在日常生活中,无论是农作、祭祀,还是倚歌求偶,都是集体性的。”这不仅印证了樊祖荫老师之前对羌族多声部民歌在这一带应该有遗存的预判,也对后来研究工作中的准确定位打下了堅实的基础。


樊祖荫老师后来对羌族多声部民歌作了深入系统研究,取得非常重要的研究成果,填补了羌族多声部民歌研究的空白,对发掘、整理、研究、保护、传承羌族多声部民歌做出了重要贡献。樊祖荫先生还积极向外界推介羌族多声部民歌,多次推荐羌族歌手参加全国性的民歌演唱比赛,由于羌族民歌具有高超的歌唱技巧和丰富的文化积淀,每次都能取得优异的比赛成绩,成为我国具有重要影响力的民歌经典。


研究收获——羌族民歌特点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之后,对其进行了深入细致的田野考察,搜集到大量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并进行记谱、分析,展开了系统的研究工作,取得了丰硕的研究成果。


樊祖荫先生在《中国音乐学》1992年第1期发表《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一文,对羌族多声部民歌做了细致、深入的研究,是中国音乐学界研究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开山之作。此后,1994年、1996年又陆续发表《我国多声部民歌的分布与流传》《壮侗语族与藏缅语族诸民族中的多声部民歌之比较》《壮侗语诸族民间音乐原始形态的初步构拟》,均有一定的篇幅涉及羌族多声部民歌。


值得一提的是,一开始,羌族多声部民歌研究可谓是“曲高和寡”,前4篇论文都是樊祖荫先生发表的研究成果,直到樊祖荫先生发表第一篇论文16年之后的2006年才见到其他学者的论文。如今成果渐多,由此可见樊祖荫先生在羌族多声部民歌研究领域的创新性和超前性,是名副其实的“填补空白”。樊祖荫先生在《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种类及其音乐特征》这篇关于羌族多声部民歌的专论中,依据演唱场合与功能,把我国羌族多声部民歌分为五个基本类别,即山歌、劳动歌、酒歌,以及舞歌和祈祷歌。在山歌部分,对当地传唱最广的“哈依哈拉”以及“洛武”两种山歌做了深入研究,指出“哈依哈拉”以歌尾衬词得名,多用于上山放羊、牧牛、行走途中等场合,歌词无具体含义,音调高亢,高音部常用假声,节奏自由,力度随曲调起伏有较大强弱变化,旋律进行多见四、五度大跳,徵调式,音阶为sol(La)、do、re、mi,la音仅是装饰性地运用于低音部。高低二声部之间构成以四、五度为主和音式重唱,形成一种空旷、辽阔的音响效果,如谱例1。

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什么地区?樊祖荫先生开展羌族民歌特点研究

“洛武”羌语为“坐草坡”之意。每年五、六月份,在当地的“坐草坡”活动中,羌族青年常常采用男、女群体形式进行对歌,以演唱情歌为主,演唱旋律起伏较大,频繁使用慢速颤音唱法,音乐开阔、豪放、率直。下例音列为la、si、si、do、re、mi、fa、sol,八声音阶,宫调式。全曲两个乐句,每一句前半部分齐唱,后半部分则以三度音程为主的各种和音,节奏相似,形成和音式织体。如谱例2。

羌族主要分布在我国的什么地区?樊祖荫先生开展羌族民歌特点研究

文中还对劳动歌(“哈卢拉依”“哈撒”)、酒歌(“卑曼”“艮”)、舞歌(“丁卑拉”“撒拉耶”)、祈祷歌(“特支莎”)等羌族多声部民歌分别做了深入细致的探讨。还对羌族多声部音乐的调式特点、音阶特点、音调特点及其与和声音程的关系、演唱组合方式及其与多声织体的关系、演唱方法等多个方面音乐要素做了全方位的深入剖析,严谨细致,深入全面,首次揭开羌族多声部民歌的神秘面纱,使古老厚重而又美丽多姿的羌族多声部民歌呈现在世人面前,成为祖国民族音乐大花园中最为亮丽的景观之一。


分析乐谱,我们可以看到,曲调、唱词、速度、力度、音准、节奏、润腔、唱法,各种音乐要素准确清晰、细致入微,我们不得不为樊祖荫先生的认真的工作态度和高度的音乐素养、研究能力所折服!


此后,樊祖荫先生在《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人民音乐出版社1994年出版)、《中国民间多声部音乐论稿》(人民音乐出版社2004年出版)、《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人民音乐出版社2014年出版)等专著之中均有专节研究羌族多声部民歌,产生了巨大的学术影响,取得了引人瞩目的学术成就。


重要启示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带有一定的偶然性,但又是必然之中的偶然,是他在多年苦苦追寻下的必然结果。我们从这件事中可以获得很多有益启示。


(一)知广与识深


一个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学与识都是非常重要的。学指知识积累,识是见解和判断力。一般来讲,人们认识事物要经历由感性到理性的认识过程,有一个由“知”到“识”的提高过程。学是识的基础,识是学的升华。对于研究人员,知道的多、见过的广,是非常重要的基础,需要一个长期积累的过程;但是,从知识积累到有所创见,在学术上有所建树,还需要跨越、升华、飞跃、突破。在这个过程中,具有独立思考的洞察力,也就是“识”,非常关键。


学术研究,贵在创新。创需要创见,由此可见“识”在研究工作中的重要性。知道,只是研究工作的基础,并不一定带来创新成果,如果要实现创新发现,还需要一定的条件。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在一篇专门谈论科学研究方法的文章中谈到学术、科学积累的“由薄到厚”和“由厚到薄”问题时在“知识、学识、见识”一节重点谈了学与识的关系,他指出:“知、学、见是识的基础,而识则是知、学、见的更高阶段。……一般说来,衡量知、学、见是用广度,好的评语是广,是博;衡量识是用深度,好的评语是深,是精。因而,我们对知识的要求是既要有广度,又要有深度,广博深精才是对知识丰富的完好评语。”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是基于他在20世纪80年代对我国西南地区藏缅语诸民族音乐调查所见,并查阅民族史资料,了解松潘羌族同胞的迁徙历史,从推断松潘羌族应该有多声部民歌存在,在准确的预判基础上,经过有目的的寻找,果然如愿以偿。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正是在自己广博的积累基础上,运用自己的学术洞察力,准确预判加上艰苦搜求的结果。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得益于樊祖荫先生多年的学术积累,是他在对民族迁徙史、迁徙路线、相关民族的已有发现等多种知识了如指掌的背景基础上,加上敏锐的学术洞察力,准确判断,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结果。


樊祖荫先生的见与识无疑是广博、精深的,称得上是“知广”“识深”的人。


(二)恒久与致远


樊祖荫先生的多声部民歌研究并不是一蹴而就,而是经历了一个从懵懂初识,到投身其中、无怨无悔,到终有所获,进而集其大成的艰难学路历程。


据樊祖荫先生介绍,1958年,他第一次聽贺绿汀院长说我国民间有合唱,那时他在上海音乐学院附中读书,在开学典礼上,贺绿汀院长谈到:“广西有许多民间合唱,其中,还有着很美的大二度和声音程,这是我们特有的音乐。”自此以后,对这个“很美的大二度”和声音程魂牵梦绕,经过几十年苦苦的追寻,多有所获,终于在36年后的1994年出版了《中国多声部民歌概论》,奠定中国多声部民歌研究的基础。其间的种种艰辛,经过30多年的不懈追寻,终于得到丰厚的回报。


一个人一辈子始终坚持干好一件事很不容易,能在某一个领域取得世所公认的成就,靠的一定是持之以恒、坚持不懈。谈到自己的学术研究与坚持,樊祖荫先生曾说过“事实上我的主攻方向只有一个,即多声部音乐。”我国的多声部民歌研究就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是樊祖荫先生几十年来念兹在兹的研究对象。樊祖荫先生从1958年以来魂牵梦绕的多声部民歌研究,至今已经坚持了60多年,在漫长的学术旅途中,坚守初心,矢志不渝,所取得的成果厚重、坚实,引人注目。这一系列研究成果,也证明了只有恒久,才能致远的朴素道理。


(三)书斋与田野


樊祖荫先生治学严谨,是田野考察的积极践行者,在几十年的学术研究生涯中,已到过40多个少数民族村落进行音乐资料采集,几乎走遍了祖国各民族的村村寨寨。我们听樊祖荫老师讲课,常常可以听到讲课中他信手拈来的田野考察经历,还有他在丰富扎实的田野考察工作中感悟出来的道理,妙趣横生,引人入胜,也让人非常感佩樊老师扎实的田野工作,领悟到研究成果都是在艰苦考察基础上的学术结晶,从而给人以巨大的启发。


我们看到,在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过程中,樊祖荫先生不可能满足于学生从民间带回来的盒带录音这样的二手资料,他还要亲临田野现场考察,亲自采录资料,第二天就启程奔赴四川阿坝州,来到松潘县,历尽千辛万苦,来到高山深处,亲身感受羌族同胞的民风民俗,亲耳聆听羌族歌手尽情演唱,亲手采录一手音乐资料,这才有了后来深入的研究和辉煌的成果。


民族音乐学研究特别强调田野考察获得第一手材料的重要性,强调必须走出书斋,深入民间,到音乐现场做深入的田野考察,体验生活,感受民风,体察民情,采集第一手的鲜活材料,同时,也只有深入现实音乐生活,才能接触到“活态”的音乐,体验到本真的音乐生活,感悟到音乐的真谛,为研究工作打下坚实的基础。伍国栋先生指出:“只有进入现实音乐生活去亲自接触‘活的音乐,才能触摸到音乐事象各个侧面的生动内容和观察到音乐事象具有生命活力的动态形象。唯有这样的直接感知,他才能在以后的认知、分析和综合所得的若干研究资料的案头工作中,对研究对象有一个整体印象和动态轮廓把握。”“只有建筑在坚实、科学的实地调查和丰富现场音乐资料积累基础上的民族音乐学课题,在学术上才能有所发展、有所发现和有所突破。”深入田野采集资料,不仅是当代民族音乐学研究的方法基础,也是中国自古以来采集民间歌谣的优良传统,从西周开始,我国就有“天子五年一巡守……命太师陈诗以观民风”(《礼记·王制》)的制度性规定,并设有专门的采诗之官,“孟春之月,群居者将散,行人振木铎徇于路,以采诗,献之大师,比其音律,以闻于天子。”(《汉书·食货志》)所以我国长期以来也把收集民歌称为“采风”。可见对音乐的现场采集工作是多么的重视。


这种书斋和田野密切结合、理论密切联系实践的工作方法和严谨求真、兢兢业业的工作态度,都是后辈学人需要借鉴、效仿的学习典范。


(四)厚积与薄发


古今治学,“厚积薄发”是一个颠扑不破的基本道理。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的过程,表面上看多少有些“偶然”,其实这种“偶然”,是必然之中的偶然,是孜孜不倦、坚持不懈追求下的必然结果。正如“妙手偶得”的艺术灵感,其实也不是“偶得”,而是长期积累下的灵感显现。


王国维在《人间词话》中提出的为学三重境界,从“独上高楼,望尽天涯路”的广收博览,到“衣带渐宽终不悔,为伊消得人憔悴”的孜矻求索,到“眾里寻他千百度,蓦然回首,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的“妙手偶得”,其实是在艰苦探索中的顿悟与发现。


正如“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众里寻她千百度,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所说,结果都是令人满意的,但是,那都是经过了“踏破铁鞋”和“众里寻她千百度”艰苦搜寻之后才出现的完满结局。


樊祖荫先生在“偶然”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之前,就在不断查阅资料、访谈学者,已经苦苦追寻多年,这才有了“偶然”之中的重大发现。学术研究没有捷径,只有付出努力,付出艰辛,流下汗水,才能有所收获,这也是颠覆不破的铁律!


(五)局内与局外


樊祖荫先生发现羌族多声部民歌过程中,有一个细节令笔者深有感触。即松潘县文化馆长这位最初的录音收集者没有上交多声部民歌录音的原因是“歌手们唱得太不整齐了。”


这种“唱不齐”的歌竟是樊祖荫先生苦苦寻觅的羌族多声部民歌!他们演唱的歌曲全是不同形式的合唱与重唱,因为从古至今延续下来的集体生产、生活方式,竟使得他们“没有独唱的习惯”。


这位文化局长作为最初的录音者,和樊祖荫先生实地考察信息的提供者、向导,对发现羌族民歌并使之发扬光大,是有着重要贡献的,值得肯定。但是,作为熟悉羌族民歌的文化“局内人”,也未能摆脱“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的尴尬,因为“局内”的某些局限,对某些身边的珍宝熟视无睹,十分遗憾与稀世珍宝擦肩而过,如果不是遇到樊祖荫先生的慧眼识珠,羌族多声部民歌的发现至少会被推迟,甚至于“明珠投暗”,何时能够“得见天日”,那就不得而知了。这也是民族音乐学研究中经常会遇到的一种情况,询问当地文化“局内人”某种情况,当地人脱口而出的答案,也未必一定真的如此,“局内人”与“局外人”的认知往往很不相同,需要互补,一方面研究者必须高度重视文化持有者(即“局内人”)的看法,但也应该仔细加以甄别。这一点,应当引起各位学人的注意。


因为“局内人”与“局外人”对“唱不齐”的截然不同的认知,差点使得羌族多声部民歌与樊祖荫先生失之交臂。好在比较及时地得到匡补,才没有造成更大的遗憾。这也说明局内、局外观点相互补充、互相匡正的必要性和重要性。


樊祖荫先生的多声部民歌研究还没有止步,2014年还在海南搜寻黎族多声部民歌的线索,并且有了一定的发现。祝樊祖荫先生学术之树长青、永葆学术青春!


作者简介:孟珠(1991—),女,硕士,浙江音乐学院作曲系教师(浙江杭州310024);

孟凡玉(1964—),男,博士,浙江音乐学院教授(浙江杭州310024)。

来源:《音乐探索》孟珠孟凡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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